摘 要：源于西方的众人齐唱与混声合唱，在中国百余年的成长、发展历程里，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冼星海等作曲家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等众多杰出的作品，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合唱团与著名指挥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大量涌现的业余合唱团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社会上与公园等公共场所里合唱也成为了广大群众的最爱。

　　一

　　中国古代有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也有众人应合的“下里巴人”。但是进入唐朝以后，逐渐就只剩下民间歌曲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曲艺、戏曲等唱和艺术形式。现在众人的同声齐唱与混声合唱都是来源于西方，同声齐唱在中国最早是盛行在学堂里，混声合唱最早是落地于西方传教士设立的教堂里。如萧友梅、周淑安、安波、马可、卢肃、赵沨、杨荫浏等老一辈音乐家，早年都受到教会音乐、特别是唱诗班的影响①。

　　其后混声合唱也活跃在教会学校与外国人设立的合唱团里：音乐史学家孙继南找到的《文会馆志》（1913年印刷）里选抄的10首歌曲，使人们见到了山东登州教会学校“文会馆”19世纪末创作、演唱的合唱曲②。1924年燕京大学主办了北京的第一次合唱比赛③。1928年上海举行纪念舒伯特逝世100周年音乐比赛，周淑安指挥教会学校中西女塾的合唱队代表中国参赛，压倒了负有盛名的英、美、法、德等国的合唱团获得了头奖(周淑安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女指挥家并被萧友梅聘请为国立音乐院的声乐组主任④)。在学校歌咏活跃的基础上，北平的燕京清华、育英贝满等14所大中学校（多是教会学校）540人组成的合唱队，1935年5月12日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前举行了中外歌曲“联合歌咏会”（正副总指挥范天祥、李抱忱）,听众达数千人③。

　　蔡元培、萧友梅1927年在上海创办的国立音乐院（后名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开创了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事业。在该校任教的黄自、周淑安、朱英、青主、应尚能、易韦斋、韦翰章、赵梅伯、李维宁、陈洪、吴伯超等人与外籍教师培养的学生，成为了后来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骨干。

　　1913年李叔同写作了《春游》后，又诞生了赵元任的《海韵》，萧友梅的《春江花月夜》，黄自的清唱剧《长恨歌》，李惟宁的《玉门出塞》等合唱曲。抗日战争时期掀起的群众歌咏运动，促进了中国的合唱事业的兴旺发展。它不仅提高了众人的同声齐唱，也推动了混声合唱的普及。

　　“九一八”事变后,“家庭爱情歌曲”的作者黎锦晖以抗日热情，率先写作了通俗的《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刊于《申报》1931年10月10日），但是未能流行。有着欧美留学经历及音乐创作技巧的黄自、陈洪、唐学咏以及何安东等人，随即写作了多首更具艺术性的爱国歌曲。黄自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等混声合唱曲，经过国立音专合唱团（指挥周淑安、应尚能）的演唱，至今仍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左翼音乐家聂耳等人1934年起写作了《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更具有群众性的新形爱国歌曲，冼星海创作了《救国军歌》等歌曲。1935年2月成立的民众歌咏会，1936年6月7日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大会唱”，刘良模指挥5000余名群众合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业余合唱团等上海15个歌咏团体集会纪念聂耳逝世一周年时，吕骥等人指挥400余人合唱了聂耳的诸多遗作。10月23日鲁迅的送葬队伍中，多个歌咏团（总指挥麦新）轮番歌唱着3首《鲁迅挽歌》，表达了上万群众对这位“新文化的旗手”深切的悼念。

　　晋绥军在绥远（今属内蒙古）取得“百灵庙大捷”后，业余合唱团（指挥吕骥）、民众歌咏会（指挥刘良模）、新生合唱团（指挥周巍峙）、蚂蚁歌咏团（指挥孙慎）、洪钟合唱团（指挥何士德）、山海工学团童声合唱队（指挥张休）等团体与独唱家、国乐队、口琴队，1936年底在上海联合举办了“援绥音乐会”，门票收入除开支外都汇往绥远支援抗战。⑤ 吕骥等人1937年春天并前往绥远，辅导傅作义部队的官兵学唱抗日救亡歌曲。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抗日救亡歌曲回响在各学校罢课游行的队伍中，并在军警的镇压下诞生了著名的歌曲《五月的鲜花》（光未然词、阎述诗曲）。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多支宣讲团，把《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传播到了沿途的城乡。该队在清华大学组织的“海燕合唱团”（指挥李伟），以歌声鼓舞着同学们与镇压的军警进行斗争。“西安事变”前诞生的著名歌曲《在松花江上》，是由西安第二中学（校内有许多东北军子弟）的老师张寒晖写作，由该校的学生合唱团率先传唱出来的。

　　二

　　抗战全面爆发后诞生了麦新词曲的《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其后许多音乐家纷纷奔赴前线开展抗日宣传工作。贺绿汀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一队，1937年底在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写出了名作《游击队歌》。参加演剧二队的冼星海，在武汉写作了名曲《在太行山上》。吕骥、向隅、唐荣枚、郑律成、李劫夫等人奔赴了延安。周巍峙、孙慎、麦新、何士德、孟波等人也都奔赴前线开展抗战宣传工作。

　　1938年在武汉组建了国共合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由陈诚、黄琪翔、周恩来为正副部长。该部承担文化宣传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里，由田汉、张曙、冼星海等人负责音乐工作。他们在武汉多次组织了有几万、甚至十几万群众参加的“声震江城”的盛大歌咏活动。政治部组建的10支抗敌演剧队（队里多设有中共地下党支部）除了演剧，更把抗战歌声传播到了各地的军队与民众当中。抗敌演剧五队去缅甸慰问远征军时，新一军的军长孙立人把该队演唱的《军队进行曲》（创作于延安的《八路军进行曲》1940年在重庆《新音乐》月刊发表时所用的歌名，歌词里那时也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定为了该军的军歌。⑥

　　由男女28人组成的武汉合唱团（团长兼指挥夏之秋），在国共两党的共同支持下，1938年10月奔赴南洋的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募捐巡回演出。他们演唱的《抗敌歌》、《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中国不会亡》等40余首抗战歌曲以及170余场宣传抗战的演讲，受到陈嘉庚等数百万侨胞的热烈欢迎，18个月里为中国抗战募集了230万美元的资金。⑦

　　更有数万热血青年这时爬山涉水奔向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使得这个边远城镇充满了青年人的朝气，更是一座歌声四处飞扬的歌咏之城。茅盾先生1940年春天来到延安时：“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热烈而又质朴的场面黑压压的人群，秩序井然地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他们互相拉着歌子，此起彼伏地比赛唱歌，有我熟悉的《大刀进行曲》和《游击队歌》，也有我第一次听到的《八路军进行曲》在茫茫的暮色中，他们那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歌声和笑语声在两山之间回荡。”⑧

　　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倡议，1938年初在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该院音乐系的历任系主任是吕骥、冼星海、贺绿汀、向隅，担任教员的有张贞黻、唐荣枚、杜矢甲、周巍峙、何士德、李元庆、麦新、孟波、马可、任虹、潘奇、寄明、瞿维等人（多有国立音专的学历）。7年里培养出了安波、郑律成、李焕之、李凌、时乐濛、李鹰航、梁寒光、卢肃、王莘、张鲁、李波、罗浪、张棣昌、庄映、王元方、刘炽、王昆、李群、黄准、刘恒之等600余位音乐人才，创作了许多著名的音乐作品。

　　冼星海1938年冬天来到延安后先创作了《生产大合唱》，又与随抗敌演剧三队来到延安的友人光未然，合作写作了杰出的《黄河大合唱》。只有20余人的演剧三队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首次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指挥为该队的音乐组长邬析零），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⑨

　　为庆祝鲁艺建校一周年，冼星海亲自指挥延安艺术水平最高的由100余人组成的鲁艺合唱队，在队长兼首席向隅及李鹰航、李凌、罗浪、时乐濛、李焕之等10余人组成的中西混合乐队伴奏下， 5月11日在陕北公学礼堂再次演唱《黄河大合唱》。歌声终止时毛泽东等人从座位上跳起来热烈鼓掌，连声说好。⑨ 该曲此后成为了延安举办重要活动与招待中外来宾的主要演出节目，合唱队的人数也陆续增加到500余人（冼星海1940年离开延安后，由其学生李焕之接任指挥）。1939年冬天，西北战地服务团就在晋察冀抗战前线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指挥周巍峙）。

　　《黄河大合唱》此后在国内外迅速传唱，根据宋庆龄提供的乐谱，普林斯顿大学合唱团1943年即在美国用英文译唱了此曲。日本的友好人士1964年在日本神户演唱此曲时，歌谱上还特别注明歌词“自从鬼子来”里的鬼子，即日本军队。

　　台湾1948年曾经演出过《黄河大合唱》，国民党政府次年败退到台湾以后，严禁出版、演出共产党方面的作品，否则以“通匪”罪名论处法办。经过台湾民众和多阶层人士多年的不懈力争，终于只修改了歌词里的9个字（“新{全}中国”、“太行山上{齐心敌后}打游击”、全“世界劳动{中国受难}的人民）以后，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黄河大合唱》，从1989年6月25日起也可以在台湾演出⑩（从1940年指挥孩子剧团在重庆演唱《黄河大合唱》起，指挥大师严良堃至今已经在国内外执棒演唱了此曲逾千场）。

　　延安还创作、演出了莫耶、郑律成词曲的《延安颂》、公木、郑律成词曲的《八路军大合唱》，凯丰、吕骥词曲的《抗大校歌》、郭沫若、吕骥词曲的《凤凰涅槃》、安波等词曲的《七月里在边区》以及根据民歌改编的《东方红》等合唱作品。1939年底何士德指挥演唱了陈毅等人作词、自己作曲的《新四军军歌》，贺绿汀1941年底也在新四军写作了大型混声合唱曲《1942年前奏曲》。

　　三

　　民国政府1938年底搬迁到重庆以后，政治部组织了抗敌歌咏团（团长兼指挥胡然），教育部组织的实验巡回歌咏团（团长兼指挥应尚能）。后者用一辆卡车载着钢琴与20余名男女团员，沿着公路用歌声向城镇群众宣传抗战。1940年底三厅在重庆组织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指挥明敏，朗诵光未然，男声独唱赵沨）。

　　1940年9月教育部在重庆复建了国立音乐院（历任院长为扬仲子、陈立夫、吴伯超），教员先后有应尚能、李抱忱、江定仙、刘雪庵、陈田鹤、夏之秋、杨荫浏、储师竹、黄友葵、李翠贞、易开基、张洪岛、廖辅叔、黄源澧、金律声等人（也多为原北京、上海音乐院校的成员）。抗战胜利后该院迁至南京时，陈洪、丁善德以及多名外籍教员亦来院任教。该院9年里为海峡两岸培养了许多音乐人才。如在大陆的就有严良堃、张权、吴祖强、王震亚、黎英海、田丰、金湘、黄翔鹏等人。

　　1939年在重庆成立的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教官多来自于国立音专），1943年初改建为国立音乐院分院（院长戴粹伦）。1945年春天又奉命改名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并于抗日战争胜利后迁校至上海接收了日伪的国立音乐院），教员有满谦子、应尚能、邱望湘、劳景贤、蔡绍序、谢绍曾、洪达琳、范继森、邓尔敬、斯义桂等。培养的学生有王品素、姜蝶、郑兴丽、周碧珍、汤雪耕、胡雪谷、叶素、魏鸣泉、潘英锋等。

　　1941年3月12日重庆纪念“精神总动员”发动两周年的大会上，兼任精神总动员会会长的蒋介石训话半小时后，教育部组织的21个歌咏单位联合举行了千人露天大合唱（指挥李抱忱、吴伯超、郑志声、金律声）③。5月国立音乐院等单位联合演唱了清唱剧《长恨歌》。1942年5月重庆的中央大学等五所大学的合唱团（指挥李抱忱等人），联合赴成都回访演出。在桂林、昆明、成都、柳州、贵阳、西安等地也都有多种合唱演唱。贺绿汀在重庆时创作了《胜利进行曲》、《垦春泥》，郑志声创作了《满江红》，陈田鹤创作了《河梁话别》，陆华柏创作了《保卫大西南》、《汨罗江边》，吴伯超创作了《中国人》、《新生活运动歌》，徐守廉创作了《山林果》等合唱曲。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9年出版的英文五线谱版《中国抗战歌曲集》（由李抱忱在刘雪庵、贺绿汀、陈田鹤、杜庭修的协助下编辑），收录的《义勇军进行曲》、《抗敌歌》等12首歌曲还配有钢琴伴奏谱，在香港、纽约、印度德里发行了三版，极大的便利了中国抗战歌曲在国外的传播。③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数少装备差、士兵与下级军官多是文盲的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打败人数多装备好、由军事院校毕业的军官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当然有着很多的原因。是否重视歌曲的教育鼓舞作用，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当时广泛传唱的《我为人民扛起枪》、《战斗进行曲》、《说打就打》、《打得好》、《解放区的天》等歌曲，极大的鼓舞了共产党治理区军

　　民的战斗意志。（正如原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1964年5月9日所说：“教一首好的歌子，实际上也是一堂重要的政治课，又是文化课。”）该区从农村扩展到大城市后，面临着新的服务对象，产生了马可的《咱们工人有力量》、刘炽的《工人大合唱》等新作品。

　　国民党治理区里，1946年5月5日民国政府还都南京的庆典上，吴伯超指挥了万人大合唱。谭小麟在上海写作了无伴奏合唱曲《正气歌》。其后“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成为了国共两党博弈的“第二条战线”。马思聪这时创作的《民主》、《祖国》、《春天》等大合唱，反映出人们的心声。成千上万人在大街上游行示威、在学校里静坐罢课时，高唱的《团结就是力量》、《反对内战要和平》、《你这个坏东西》、《坐牢算什么》等歌曲，极大的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意志。连奉命赶来镇压的军警，也无可奈何的说：“不怕你们捣乱，就怕你们唱歌。”

　　四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创作了一批优秀合唱作品。其中有王莘的《歌唱祖国》、罗宗贤与时乐濛的《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瞿希贤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麦丁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程云的《炉边合唱毛主席》、李佺民的《毛主席派来访问团》、陈田鹤的《森林啊，绿色的海洋》、王震亚的《阳关三叠》、郑秋枫的《我爱你中国》、朱南溪与张慕鲁的《丰收歌》、黄准的《红色娘子军连歌》、湖南省歌舞团的《澧水船夫号子》等合唱曲以及李劫夫等人的《胜利花开遍地红》、瞿希贤的《红军根据地》、时乐濛的《祖国万岁》、朱践耳的《英雄的诗篇》、萧白等人的《幸福河》、贺绿汀的《十三陵水库》、张敦智的《金湖》等大合唱。

　　这时各地多设立有职业的合唱团队，重要的合唱活动有：1955年总政歌舞团（指挥时乐濛）演唱的莫斯科版的《黄河大合唱》（并拍成了彩色艺术纪录片）；中央广播合唱团（指挥聂中明）1957年首次举办了无伴奏合唱音乐会；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中央乐团（指挥严良堃）演唱了贝多芬的第九（合唱）交响曲；中央实验歌剧院（指挥黎国荃）多次举办中外歌剧选段音乐会；许多合唱团还定期举办“星期音乐会”。在上海、天津、广州、沈阳、哈尔滨等地也经常举办大型的合唱活动。

　　1953年中央歌舞团设立了陕北民歌合唱队（指挥王方亮），上海、广州、沈阳、南京等地也多次举办民歌演唱会。北京青年业余民歌合唱队1957年获得了莫斯科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金奖（指挥家杨嘉仁被聘请为该国际合唱比赛的评判委员），1960年该队成为了新建的中央民族乐团合唱队（指挥李焕之）。各合唱团队演唱的民歌及改编曲目有《生产忙》、《兰花花》、《三十里铺》、《瞧情郎》、《牧歌》、《阿拉木汗》、《半个月亮爬上来》等。

　　童声合唱方面，北京（后名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成立于1951年（首任指挥陈良），至今吸引着北京众多中小学生参加；1956年成立了北京少年宫合唱团（指挥有李文玉、钟维国等人）；各区县少年宫也设有合唱团。

　　上海少年广播合唱团、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合唱团、沈阳音乐学院附中合唱团、广州少年宫合唱团、中国交响乐团1983年成立的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指挥扬鸿年），都是中国童声合唱的佼佼者。保留曲目有《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的田野》、《我们多么幸福》、《快乐的节日》等。

　　1954年在北京举办的合唱指挥培训班，邀请苏联专家杜马舍夫为各地在职合唱指挥讲课辅导，对中国的合唱指挥与专业合唱水平的提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国庆10周年之际，230位身着戎装的陆海空军将领组成的“将军业余合唱团”（指挥李志民上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满怀豪情演唱的《红军纪律歌》、《在太行山上》、《我是一个兵》等经典名曲，受到广大观众的盛赞。

　　1961年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指挥牛畅），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1965年创作演出的《长征组歌》（指挥唐江）里，都有多段的合唱。1964年夏天上海3000人演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指挥司徒汉等）后，国庆节北京演出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指挥组长严良堃），舞台两侧搭建的站台上，近千名合唱队员演唱了众多合唱曲。

　　“文革”时期，以前的歌曲几乎都被禁止演唱，文艺单位都被“砸烂”，数年间全国几亿人只能观看8个“样板戏“（包括被称为“革命交响音乐”的《沙家浜》与《智取威虎山》）和唱“毛主席语录歌”。李劫夫、沈亚威、彦克、郑律成、田丰等人谱写的毛主席诗词合唱曲，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冼星海夫人1975年要求纪念冼星海的来信获得毛主席的赞同后，才冲破“四人帮”的压制，在“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上，严良堃指挥演唱了《黄河大合唱》（中央乐团版）。周恩来总理在病床上聆听了实况转播，并在音乐会结束时委托邓颖超打电话向演职员表示感谢。

　　五

　　“文革”结束后，吕骥、周巍峙、唐荣枚等延安的老同志，1977年组成了“延安老干部合唱团“（指挥李焕之、钢琴伴奏瞿维），演唱《延安颂》、《八路军军歌》、《抗大校歌》等歌曲，参加了纪念周总理以及毛主席诞辰等活动的演出。其后原八路军、新四军的人员组成了“老战士合唱团“（指挥何士德），演唱《八路军进行曲》、《新四军军歌》等歌曲。原来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等学校的师生，1980年组成了“老同学合唱团”（指挥方堃），演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三老合唱团（总团长唐荣枚）还联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的文艺演出。

　　为纪念聂耳逝世50周年，文化部与中国音协组织编辑了中国的第一部音乐家全集《聂耳全集》（主编周巍峙），这部集曲谱、文字、图片、音响于一体的综合性出版物里，中央乐团（指挥严良堃）、中央广播合唱团（指挥聂中明）、总政歌舞团（指挥刘云厚）承担了新录制合唱曲的演唱。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在市场化的环境里职业合唱团的规模逐渐萎缩，或被裁减、合并，人员被压缩。业余的合唱团则大量的涌现，许多城市的文化馆站、大中小学校、各种机关单位团体、街道、社区以及部队都组建有合唱团队，还有成百上千的群众自发地定期聚集在公园里一起合唱，自娱自乐，中国的合唱事业得到了更为蓬勃的全方位发展。自1982年举办首届北京合唱节以来，各种界别、类型的国内外合唱节、合唱比赛风起云涌。合唱并被纳入了文化部的音乐作品比赛、“文华奖”、“群星奖”和中国文联与中国音协的“金钟奖”等项目的评奖范围。

　　在周巍峙、李凌、李焕之等人支持下，1986年成立了中国合唱协会（首任理事长严良堃），2006年成立了中国音协合唱联盟（主席徐锡宜），为中国合唱事业的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平台（2012年在中国合唱协会注册的团体会员已达775个，许多城市目前都活跃着成百甚至上千个业余合唱团）。

　　这时期的合唱音乐创作主要有：田丰的《云南风情》、金湘的《诗经五首》、陆在易的《可爱的中国》、瞿希贤的《把我的奶名叫》、李焕之的《胡笳吟》、杜鸣心的《嘎哦丽泰》、黎英海的《在银色月光下》、尚德义的《大漠之夜》、戴于吾的《素描三首》、郭峰的《让世界充满爱》、张丕基的《夕阳红》、谷建芬的《歌声与微笑》、万里与晓耕的《山童》、印青的《走向复兴》、刘为光的《共和国之恋》、曹进的《祖国不会忘记》、曹光平的《天湖~纳木错》、甘霖的《雪域向往》等优秀的合唱作品，丰富了合唱团队的演唱曲目。编辑、出版了许多合唱歌曲集。

　　严良堃、马革顺等老指挥家的“合唱指挥排练示范讲座”与合唱协会举办的各种培训讲习班、合唱指挥大赛、理论研讨会等学术活动，提高了各地指挥家的艺术水平。多处合唱基地的建立，夯实了合唱事业发展的地基。数十年来，秋里、施明新、胡德风、郑小瑛、赖广益、李华德、高伟、王树人、刘云厚、孟大鹏、萧白、徐武冠、杨今豪、徐瑞琪、王秀峰、李西林等众多指挥家，也都为中国合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现在许多合唱团队在歌曲的内容与情感的理解和表达、演唱音响与技巧、声部训练与配合、曲目的扩展与积累、指挥与伴奏的艺术水平上，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一些高等院校和社会性的合唱团，多次荣获了“中国合唱节”等国内外合唱比赛的金奖。许多城市都举办过有上万人参加的合唱演唱盛会。

　　当前呈现着广泛群众性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合唱活动，对主导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团队的合作精神、加强构建和谐社会、提升人们的道德品质和艺术修养，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现在既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提高混声合唱的水平，也要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关心与加强对众人同声齐唱的指导，才能促使中国合唱事业全面更好地发展。